权力正在流动,小虾米也能胜过大鲸鱼!

权力正在流动,小虾米也能胜过大鲸鱼!

这本书谈的是权力。

权力正在流散,掌权已久的大玩家正面对越来越多后起之秀与小型势力的挑战。掌权者在行使权力时也正面对更多的限制。

我们讨论权力演变时却常常误解,甚至轻视其变化的幅度、性质以及其延伸的后果。我们很容易受诱导,只着眼于网际网路及新科技带来的影响,只着眼于权力如何由一方流向另一方,或者只专注解答「文化软实力」是否可以取代「军事硬实力」等等问题。这些讨论的观点角度并不全面,甚至会妨碍我们明白真正导致现今权力取得、行使、维持及瓦解的基本驱动力。

我们知道权力正由劳动力转移至脑力;由北转向南,由西转向东;从旧型企业巨兽转向灵活变通的新创公司;从稳固的独裁者转向广场上的人民、网路世界。单单只道出权力正由一个大陆或国家流向另一个,或者正倾泻到新的参与者身上,都不足够。权力正在经历更为根本性的突变,这现象仍未受到广泛关注更遑论理解。对立的国家、企业、政党、社会运动、机构或独立领袖纵然仍跟过去一样你抢我斗地争夺和维持权力,但权力本身正在消散。

简单来说,权力可以换得的成果已日渐式微。在二十一世纪,权力更容易获得,却更难行使,并且更容易失去。无论在会议室、战地抑或是网路空间,权力斗争一如往常激烈,可获得的回报却在递减。这些残酷的争斗掩盖了权力本身正在加速衰败的事实。若想要了解一个改造二十一世纪的最重要趋势,关键就是去理解权力如何失去其价值,并且去面对这情况的艰鉅挑战。

这并不是在说权力已经彻底消失,或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权倾天下。美国总统、中国国家主席、摩根大通或壳牌石油总裁、纽约时报执行主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脑、教宗等人仍坐拥极大权力,可是却都逊于上一任。上一代的领袖们不只面对的挑战者及竞争者较少,行使权力时亦较少遇上限制,譬如公民运动、环球市场及媒体监督。是以,今天的当权者一旦做出错误决定,通常要较其上一任更立即地付出代价,而且代价更大。他们重新打造行使权力的方式以因应新现实,引发的连锁效应触及人际互动的每一层面。

权力的衰退正在改变世界。

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以上的大胆推论。

我们先从地缘政治谈起。从 1940 年代开始,主权国家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不仅国与国之间有竞争、战事及协商,主权国家也会与许多跨国及非国家组织交手。举个实例,现今最年轻的国家南苏丹成立于 2011 年,便是由多个非国家组织共同催生的,出力最多的是基督教福音派组织撒玛利亚救援会(Samaritan’s Purse)。这组织由葛福临(Franklin Graham)领导,他是美国知名福音布道家葛培理牧师(Billy Graham)之子。

在今天,即使国家之间爆发战争,军事大国进攻的力道也已大不如前。强弱悬殊的战争越来越常见,大型军队经常要面对小型非传统的军事力量,如叛乱分子、分离分子及民兵策动的攻势。军事力量较弱一方获胜的次数也在增加。

哈佛大学一项卓越的研究指出,1800 年至 1849 年间发生的强弱悬殊战争里,兵力及武器装备较弱的一方实现战略目标的比例只得百分之十二。情况在 1950 年至 1998 年间出现转变,弱势一方报捷的比例急升至百分之五十五。受多种因素影响,敌对双方的政治及军事战略角力成为左右胜负的主因,军事实力的差距反而显得没那幺重要。因此,兵力强大、船坚砲利的国家无法确保军事优势。推动这转变的主因是弱势一方低成本重伤亡的攻击能力大增,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使用的简陋爆炸装置(IEDs)便是很好的例子。

一名驻阿富汗的美国海军将领估计,其小队中百分之八十的人命伤亡都是由这些製作简单的爆炸装置导致的;在伊拉克战争中,这种装置造成盟军三分之二的死伤。就算美国国防部不惜斥鉅资採取应对措施,包括斥资一百七十亿美元购置五万台无线电频率干扰器,以期干扰简易爆炸装置的遥控引爆设备(手机、车库门开关器),这些装置的杀伤力还是略胜一筹[1]。

独裁者及党派领袖的权力亦开始衰落,他们的数目也在减少。在 1977 年,全球共有 89 个独裁国家,到了 2011 年,数字已锐减至 22 个[2]。

时至今日,世界上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活在民主的土地上。「阿拉伯之春」的震荡传扬至世界各个角落,包括清廉选举尚未稳定之地,以及当权者或政权希望永久统治的区域。有些不民主地区也容许不同的党派,今天少数党派代表席位比 1980 年代大幅增加了三倍。每一处的政党领袖都曾遭遇挫败,因为他们的竞争对手不再是密室内定的候选人。

在成熟的民主体制中,约有半数的主要政党在选举党内领导者时会採用党内初选或其他代表性的选举方式,希望可以让一般党员有更多选择。无论是芝加哥、米兰、新德里抑或是巴西利亚,各地的政治领袖都会告诉你,他们已经无法再像前人般理所当然地控制选举及发号施令。

这趋势也席捲商界。毋庸置疑,财富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富者越富,腰缠万贯的富人会利用其财势获取政治权力。这趋势令人担忧,亦不为世俗接受,但并不是形塑企业领袖和富有投资者权力运作的唯一力量。

事实证明,即使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亦无法躲开财富、权力和地位突如其来的变化。面对收入不平等,经济大衰退发挥了矫正效应,尤其严重影响富人的收入。

加州柏克莱大学经济学教授赛斯(Emmanuel Saez)指出,大衰退使美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下降了 36.3%;其余 99% 的美国人收入只萎缩了 11.6%[3]。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卡普兰(Steven Kaplan)的计算结果显示,最富有的百分之一美国人的收入在 2007 年占全美总收入 23.5%,而 2009 年已降低至 17.6%。

根据赛斯的统计数据,这百分比连续几年都在下滑。诚如弗兰克(Robert Frank)在《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所指:「超高收入者遭受的打击最大。美国国税局数据显示,在 2007 年至 2009 年间,收入达 100 万美元或以上的美国人数急跌四成至 236,883 人,整体收入也锐挫近五成;跌幅远高于总收入为五万美元或以下的美国人,后者同期跌幅不足百分之二。」[4]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在以美国为首的先进民主国家中,贫富差距没有显着加剧,事实恰好相反,收入不均的现象正在急速恶化。但这现况也不应阻碍我们了解不少富裕人士和家庭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打击,他们的财富和经济实力确实显着下跌。

况且,个人收入与财富已不再是获取权力的唯一途径。率领大型企业的管理阶层往往比那些「纯粹」的富豪享有更多权力。

这些企业领袖现在的收入亦远较以往丰厚,惟其任期却和国际象棋冠军一样越来越短。1992 年,美国财富五百强企业的董事长在下一个五年中连任的机会是36%,1998 年下降至25%。2005 年,美国企业董事长的平均任期已缩短至六年,而这趋势是全球性的。2011 年,全球最大两千五百家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离职率是 14.4%;即使以企业管理层稳定见称的日本,大企业董事长的非自愿离职人数在 2008 年也增加了三倍[5]。

企业本身也遭逢同样命运。1980 年,傲居行业前五名的美国企业在五年后跌出五强的可能性仅为百分之十,但是在二十年后可能性已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

环顾今天美国和全球五百强企业排行榜,最近十年才上榜的企业数量足证,相对的后起之秀正在取代传统企业巨头的位置。在金融领域,银行正在丧失权力和影响力,被新兴、灵活的对沖基金取代:在 2010 年下半年,全球经济陷入严重危机,排名前十名的对沖基金(当中多数不为公众所知)赚得的利润比全球六大银行的总盈利还要高。当中最大的对沖基金管理的资金达到天文数字,赚取丰厚利润,但其员工总数不过几百名。

与此同时,企业面对令名誉、收入和价值受创的「品牌灾难」时也更脆弱。一项研究显示,在过去二十年间,全球最知名品牌母公司在五年内经历品牌灾难的风险由 20%急升 82%。英国石油公司、老虎伍兹及梅铎新闻集团的财富都曾因不利传闻在一夜之间大幅萎缩。

再举一个企业界权力流散的例子,企业界新种类:贫穷国家跨国公司(poor-country multinationals)(来自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正在崛起,部分甚至已取代或接管了全球最大的企业。1991 年至 2010 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额由 120 亿美元激增至 2,100 亿美元。

全球最大的钢铁集团安赛乐米塔尔(Arcelor Mittal)的前身是 1989 年才成立的印度米塔尔钢铁公司(Mittal Steel)[6]。当美国人津津有味地喝着美国色彩浓厚的百威啤酒时,啤酒生产商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早已在 2008 年落入比利时英博啤酒集团手中。英博啤酒集团是全球最大的啤酒公司,2004 年由巴西和比利时的两家啤酒厂合併组成,公司的董事长是布里托(Carlos Brito),来自巴西。

这些趋势甚至已从传统的权力舞台──战场、政界和商界──进入慈善界、宗教界、文化界以及个人领域。二○一○年,晋身亿万富豪的人数达到历史新高,每年名单上总有些名字会消失,亦会有来自世界各地名不经传的新贵跻身榜上取而代之。

[1] Ivan Arreguín-Toft, “How the Weak Win Wars: 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6, no. 1 (2001): 93-128; Ivan Arreguín-Toft, “How a Superpower Can End Up Losing to the Little Guys,” Nieman Watchdog, March 23, 2007, www.niemanwatchdog.org 关于简陋爆炸装置(IEDs)的影响,见Tom Vanden Brook, “IED Attacks in Afghanistan Set Record,” USA Today, January 25, 2012.

[2] Martin Wolf, “Egypt Has History on Its Sid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15,2011. 二○一一年的最新数字取自第四政体研究项目内的二○一一全球报告,该报告由乔治梅森大学编制(根据Wolf的来源)。

[3] Emmanuel Saez, “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pdated with 2009 and 2010 Estimates),” March 2, 2012, http://elsa.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0.pdf.

[4] Robert Frank, “The Wild Ride of the 1%,”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2, 2011.

[5] 这里引述关于商业及管理人员离职率的实例和数据之来源,可参阅第八章的注。

[6] 安赛乐米塔尔公司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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